1958年3月，京城春寒料峭。这个月上旬的一天，我奉命到前门火车站集合，搭车去东北边陲的北大荒劳动改造。到得前门，见靠近城墙一侧的人行道上，已排列了长长的队伍，他们大都裹着严严实实的冬装，不少人脚登笨重的大头棉鞋，胳膊里挎着赶大车老乡用的那种老羊皮大衣；队伍中甚少有人言笑，大半神情严肃，目带忧伤。我揣摩，这可能就是中央各部委“右派”的候车队伍，一问果然。我在靠近队尾的地方找到了本报（注：《光明日报》）难友钱统纲等人，也排进了队伍。

在候车的间隙，我环视四周，发现这批远行者中没有一个人有亲友前来送行，只有各单位派来清点人数、监督上车的人员。本报派来的是一男一女——郭某和周某。不知怎的，我忽然想起《水浒》中写林冲犯事发配沧州一段：林冲从牢房解出，“众邻舍并林冲的丈人张教头在（开封）府前接着”，一起到“桥下酒店”为林冲送行。

从书上的描写看，“众邻舍”和林冲的丈人“张教头”，似乎并没有感受到专横暴戾的“高太尉”对他们有什么有形或无形的压力。而今天这批“犯事”的“右派”的亲朋好友，却个个吓得裹足不前，没有一个人敢来送行。莫非这意味着时代的进步吗？心里不禁感到丝丝寒意。

上了火车，才知道这趟列车是为解送一千余名“右派”而开的专列，目的地是黑龙江省东部的密山车站。　　

车厢里，四顾皆“右派”，满目尽“牛鬼”，没有了谁孤立谁的问题，人们似乎一下子回过神来，恢复到反右前的那种精神状态。同单位的相互寒暄，不同单位的相互认识，一时人声喧嚣，热闹万分。经过攀谈，得知这趟专列上有文化部系统各个行当的人才，如电影演员张莹、郭永泰、李景波，漫画家丁聪，书法家黄苗子，《大公报》记者高汾、萧离，东北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杨角等。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”共同的遭遇，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，旧友新知，无不敞开襟怀，倾心交谈。

当时人们对“右派”这顶帽子的分量，以及它可能对自己和亲属带来的严重后果，普遍估计不足。虽然大家已亲身领教了出尔反尔的所谓“阳谋”，但是对毛泽东说的“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、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。”改正了错误以后，“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，归到人民的队伍。”依然深信不疑。人们较为关心的话题是：此去北大荒，改造的期限可能有多长？多长时间才能摘掉这顶“右派”帽子？　　

说起改造期限，对于刑事犯，有期或无期徒刑，总有一个明确的说法，唯独对“右派”，不宣布改造期限，而是长短由之，让你心长系之而捉摸不透。

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，甚至是天真的，即使遭到非理性的不公正对待，依然以理性的思考来领会来解读党的改造政策。有的人说，我国仅有500万知识分子，作为如此稀缺资源的一部分，以建设民主、富强的新中国为己任的党，怎么会抛弃我们呢？又有人说，只要我们认真改造世界观，自然会回到人民队伍。

——顺便提及，解放以后，经过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灌输，知识分子在工农大众面前那种自惭形秽，那种必须脱胎换骨改造方可新生的“原罪感”，自学界泰斗以至莘莘学子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。不少难友对于被打成“右派”心存委屈，但对于改造世界观却认为是应该的。

许多人估计，劳动改造期限，少则一年，多则三年，即可重返京城，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再显身手。那时谁都没有料到，“右派”或“摘帽右派”这顶铁帽，会如影随形地陪伴自己的大半生。更可悲的是，在持乐观估计、自愿改造世界观的人群中，有一些人竟有去无回，最终埋骨于完达山下。

人们持乐观估计的另一个原因，是离京前听了文化部代部长钱俊瑞所作的充满人情味的动员报告。在动员大会上，钱在批判“右派”罪行后向大家指明出路：“你们将来改造好了，仍然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，仍然可以回到各自的专业岗位上。”“下去劳动，不要丢了专业。一些专业用书，要带在身边学习。”“我已同中央乐团打了招呼，允许搞器乐的（‘右派’）将乐器带到北大荒。”钱的这番讲话，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，觉得尽管眼前受点委屈，前景还是美好的，大约过不了多长时间，又可以在北京的马路上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了。

钱俊瑞是位党内学者，我相信他不至于故意编造一套谎言来哄骗大家，他可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改造政策的——后来的实践证明，他的理解完全错误。

当时大家听信了钱的讲话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在行李之外携带了不少书籍。这些书籍后来在北大荒成了人们的累赘，在不断的徒步行军的转移途中，因不堪重负，都陆陆续续丢弃了。

这趟列车是在正常的运行图之外加开的一趟专列，有时接连数站不停，有时一停大半天；从北京到密山终点站，足足走了三天三夜。车上有足够的时间聊天，那“改造期限”的话题，人们议论了一阵也就放下了，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虚幻的未知数。对于多数人来说，眼下摆脱不了的倒是离别亲人的哀愁，仰事俯畜的愧疚，以及由这场政治灾难而引发的种种生活中的不幸。

本报记者许子美，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，当年满怀革命热情投奔解放区。反右派运动前，编辑部有人提议，请毛主席为本报题写报头（原报头为沈钧儒先生题写），他在旁边随口冒了一句：“沈老写的就很好，何必都要‘毛记’呢？”被人以对领袖“大不敬”的罪名汇报了上去，运动中被划为“右派”。封建社会对皇上“大不敬”是要砍头的，现在只把他划为“右派”，显然宽大得多了。他与妻子高瑞兰婚后育有二女一子。平日因婆媳矛盾引发夫妻感情不和，现在他沦为“右派”，其妻名正言顺地提出了离婚的诉求。令他烦心的是，依靠他生活的老母亲和年幼的妹妹，离婚后将栖身何处？生活怎么办？他和我谈起这些揪心的事，一阵苦笑之后，眼圈红红的。

女记者徐颖，鸣放时怀孕在身，挺着个大肚子到人民大学采访。按常规，座谈会上人家谈什么问题，记者在稿件中就应反映什么问题。她参加的那次座谈会，有一位教授说“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”，她如实地写在稿件里。她的上司把这一“警句”标在标题上，反右时此稿被认为是对党一手创办的新型大学的最恶毒的攻击，于是她莫名其妙地被划为“右派”。她分娩后不久，就被打发去北大荒改造。

在丧失理性的阶级斗争的氛围中，“人道”、“人性”这些作为人类基本属性的东西荡然无存，没有一个人敢于代无辜的婴儿为其母亲的流放请求豁免权。更糟的是，她在新华社工作的丈夫也被划为“右派”，且先后被流放，刚生下来的婴儿只得交给年迈的母亲抚养。作为年轻的母亲，此时她斜靠在车窗前，呆呆地望着窗外向后飞驰的田野，眼眶里分明噙着泪水。

记者钱统纲，而立之年尚未成家。他奉命采写过一些鸣放报道，之后又奉命采写过一些反击右派的报道，“功”不抵“罪”，被划为“右派”（具体罪名是“同情、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”）。他孑然一身，似乎心无牵挂，但戴上了这顶帽子，事实上被剥夺了求偶的权利，内心的苦闷不言而喻。

车过山海关，渐渐驶入关东平原，窗外的景色与关内迥然不同：冬雪依然覆盖原野，一片银白世界。他伤感地对我说，儿时曾背诵过一首古人的出关诗，其中两句：“马后桃花马前雪，教人怎能不回头？”他说他现在才真正体会到这首诗的苍凉、哀伤的感情。

只有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、刚分配到报社不久就被划为“右派”的小范，身受灾难而未意识到这场灾难的严重性。他好像把“组织处理”当作在校时淘气受到老师训斥一样，以为只要自己努力改正，就可以再当一名好学生。出于这样天真幼稚的心态，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：“老殷，你是党员，我是团员。到了北大荒，建议你将党团员组成一个学习小组，一起学习马列主义。”

我只好严肃地告诫他：“首先要弄清咱们现在的身份，是‘右派’而不是什么党团员。更应明白，上面最忌讳非法的小组织。一旦被发现，你说不明，道不白，吃不了就兜着走。”听了我这番忠告，他才恍然有所悟。

把小范这样纯洁可爱的青年打成“右派”，其理由很难理解。储安平过去曾在复旦新闻系讲过课，与他有师生之谊。储出任本报总编后，范难免同老师多有接触，他还向储提交过一份改进报纸工作的建议书。只因储后来成了“大右派”，在搜查储的办公室时发现了他的这份建议书，不管建议书内容如何，便殃及了无辜的他。当然，他同储“时相过从”，也就有了“同气共类”的罪名。

人在得意的时候常常目视前方，而失意的时候多半会回首既往。此时我正坠入对自己短暂一生的省视、沉思之中：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，我这个穷学生不可能有机会在自己热爱的专业岗位上发挥光和热；而我发自内心爱戴的党，她又不问青红皂白地将我推入万丈深渊。这真是：“不得春风花不开，花开又被风吹落。”

我将以怎样的观点来审视和解释眼前所发生的一切？凭我浅薄的学识和有限的阅历，我无法解开这道难解的谜，只有一种驱之不去的忧思和愁苦在啃啮着心灵。

列车越往北驶离家越远，对妻子和幼小子女的思念却愈来愈深，我很难想像，妻子一个人带着两个幼儿将怎样生活？何年何月，我才能克尽为夫为父之责？想着想着，不觉在单调的隆隆车轮声中沉入了梦乡。

列车驶出沈阳站，夜色浓重，它呼啸着向无边的黑暗驶去……